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今年春节期间，OpenAI再次放大招，发布了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Sora可以直接生成60秒的视频，尽管细节上有些瑕疵，但逼真的画面、多角度镜头，且模拟物理世界，还是令市场大为震撼。

就当前的国内经济以及中美关系形势，我们能否赶上这场AI革命？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我们如何才能抓住技术革命的机会，中国发展还缺什么。

本文逻辑

一、开放、协作与共识

二、收入、社保与消费

三、改革、法治与思想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开放、协作与共识

去年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年，OpenAI推出ChatGPT，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进入“iPhone时刻”。今年是AIGC的垂直化应用之年，AI革命浪潮势不可挡。

ChatGPT问世近一年，世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预期变了，增加了几分惊喜和几分担忧。不少人担忧，我们是不是将错过这次AI革命？

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一段话：“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

尽管克拉克这种大历史观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清朝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导致东西方出现“大分流”，华夏民族长期落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又错过了信息浪潮和半导体革命。

所幸的是，90年代，中国赶上了互联网革命，中国跟美国的民用互联网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同时有效地分享了美国的技术和资本。这是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关键所在。

资本市场的反差令人担忧，巨头抱团成势。过去一年，美股“七姐妹”爆涨，英伟达去年涨了两倍多，今年还涨了46%；日股“七武士”、欧股十巨头也受AI和火热市场的刺激而大涨。原本中国也有“七巨头”，但是，中国的腾讯、阿里、百度、字节、美团、滴滴、京东的股票近些年普遍大幅度下跌。

中国做大模型缺什么？资本？数据？人才？都不是。

大模型是个烧钱的主，购买和维持算力需要大量的资本，一般的公司光电费就负担不起。但是，中国当前不是缺资本，而是资本过剩。普通家庭收入不足，整体资本又是过剩。去年存款增加了25万亿元，存款余额达到289万亿元，大规模的储蓄没办法转化为投资。国内互联网大厂也有投资大模型、半导体和AI的资本实力，但是缺乏投资动力。其实，民间投资均低迷，主要是政府在投资。可见，问题不在资本上。

中国互联网大厂聚焦于终端消费应用，其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大数据。这是做大模型的核心原材料。尽管跟英文数据相比数据质量较低，但训练大模型已经足够了，尤其在新闻、设计、医疗、交通、金融等垂直市场应用。问题也不在数据。

甚至，问题也不在人才。在硅谷，有不少华人留学生在从事AI工作。据说Sora团队13人有三个华人，其中一人毕业于北大。尽管缺乏顶级技术领军人才，但完全可以参与全球AI技术分工之中，更何况华人工程师在视觉AI方面具有全球竞争力。

问题出在哪里？

反过来说，如果把华裔、日裔、印度裔拿掉，美国人能否做出大模型？尽管这场革命是美国主导的，但是全球顶尖人才参与进来的，而且缺一不可。即便美国人做出大模型，还是需要英伟达、台积电、三星等跨国公司提供算力支持。

一场成功的AI革命，不仅仅产业革命，而是社会系统至少也是经济系统为其创造条件的变革。大模型，不仅需要算力支持，还需要金融、设计、法律等支持。大模型在哪个领域垂直化，就需要哪个领域的支持，而全球最顶尖的金融、设计、法律人才，来自各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无法独自完成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一定来自全球化市场，是国际上各行各业最顶尖人才分工与协作的结果。

赶上AI革命，或者任何一场全球顶尖技术创新，需要全球化开放、协作与共识的思维。

只要资本、人才、技术、信息、企业能够自由进出，我们就不会错失这场AI革命。

很多人对全球化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国出口商品”上，这只是初级全球。深度全球化是要素全球化，资本、信息、人才等要素可以内外自由流通。我们可以到美国工作，同时我们的企业不受资本管制就可以到美国投资，同时美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出国内各个市场。如此，我们和我们的企业自然就参与到AI技术分工链条中。

有人说，现在是美国不卖技术给我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是美国，不是我们不愿意融入全球化。

这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全球化，那就是观念、制度、价值观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做生意，跟人与人之间是一样的，需要在规则上达成共识，并且遵守。比如公平竞争、自由交易，我想是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认可的。在关税税率、准入门槛、贸易壁垒、财政补跌、行政垄断等领域，各国的尺度是不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并非进入逆全球化时代，而是正在建立一个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球化秩序。逆全球化的认知并不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以及加入国际协作之中。

不管是北美贸易区、欧美贸易区，还是印太框架、跨太平洋协定，都加入更多政治体制、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约束条件。比如，更加强调人权保护、打击腐败、反对行政垄断和技术滥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

这事说难办难办，说不难办也不难办。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自然就能够扩大开放，甚至可能参与这轮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球化秩序的构建，以及加入这场AI革命。

所以，在AI革命的历史性时刻，是融入世界还是以我为主，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以及大多数国民的利益。

02

收入、社保与消费

我之前提过一个观点，即便技术创新，也没办法解决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

这并不说萨伊定律无效，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但其前提还是市场自由流通。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当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降低一些债务风险，但是如果收入结构不改变，普通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依然不足，经济内生动力依然低迷。

实际上，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一直在引入欧美先进技术，并取得了持续高增长，但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发生在美国，怎么才可能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化协作的前提下，中国如何才能内生技术？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消费创造新技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消费低迷、技术顶尖的国家。星辰大海，大海是消费市场，只有消费繁荣才能孕育出星辰。

比如，制造半导体需要高纯度的硅，高纯度的硅需要高纯度的水来清洗。换句话来说，水制造不好，芯片也造不好。半导体还需要一种绝缘材料叫堆积膜，堆积膜目前由日本的味之素垄断。味之素是一家制造味精的食品公司，它在研制味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项技术，并且只用四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研发了薄膜型绝缘体。味精造不好，半导体也造不好。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蔡司镜片造的好，为光刻机提供了最平整的镜子，富士相机做得好，为光刻机提供了顶尖的光学技术。

200多年前，斯密就发现，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如今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分工极为精细的时代。任何一项全球顶尖技术，不仅需要本行业的技术，还需要各个领域的顶尖技术和人才，而且缺一不可。比如，人工智能，不仅需要强大的算法，还需要强大的算力。强大的算力，依赖于顶尖芯片，顶尖芯片有几万个零部件。这几万个零部件的技术来自包括味精、镜片、摄影在内的各行各业。

在精细分工的全球化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走不通。没有谁专门为制造芯片建立一个味精公司、一个胶片公司、一个镜片公司。现实的逻辑是反过来的，游戏、娱乐、食品、服装等各行各业的消费市场发达，进而积累先进的原材料技术、制造技术以及发达的融资市场，最终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市场成为顶级芯片不可或缺的“拼图”。这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足矣。

消费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消费越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工越精细，原材料技术、精密仪器和基础科学越发达。拍照积累CMP研磨剂技术，玩游戏积累人工智能技术，点外卖累积云计算技术。只有让消费繁荣起来，让国民吃好玩好，顶尖技术才能发展起来。

为什么消费弱国定然是技术弱国？

原因是消费弱意味着各行各业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弱。现在一些人说苏联很早搞出了晶体管、计算机、移动通信电话，后来这些技术都被美国碾压。为什么？苏联五六十年代的军工技术靠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力援助以及当时一批科学家支撑。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信息技术时代，苏联技术难以内生，迅速落后于美国。苏联国内没有足够的消费，无法内部催生技术。比如，移动电话这种产品具有网络效应，接入的用户越多，市场价值就越大。但是，苏联没有这方面的消费支撑，只能沦为实验品。苏联只有一个技术买家，那就是政府。尽管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也是信息技术的主要买家，但是后期技术转民用，市场需求迅速扩张刺激技术快速迭代。

消费如何才能繁荣？

消费是居民财富的函数。简单来说普通家庭要有钱，包括有储蓄，有社会保障，有工资收入，有经营性收入，有资产收入，还有收入预期。

最近两年，大厂裁员，体制内工资收入下降，金融业收入今年可能还会下降。房价、股价下跌和理财亏损导致资产性收入下降。如果全国房价下跌20%来推算，居民房地产的资产损失可能达到60亿。股票、基金资产损失可能在20-30%之间。去年因需求不振、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经营性收入自然下降。

再看社会保障。美国养老金余额是37万亿美元，中国是8.24万亿人民币，按现在汇率折合为1.1万亿美元。美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是17.1%，大概5700万老人，人均65万美元。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是14.2%，大概2亿老人，人均5500美元。

现在压力最大的是来自农村家庭的城市中年。一些体制内的退休金可以达到上万一个月，但是农村老人一个月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他们在55岁后陆陆续续失去工作能力和收入。如果双方父母都是农村老人，年轻人、中年人担负的养老压力就非常大。

当以上约束条件都同时存在时，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自然下降。

一个经济体的内生增长来自内生技术，内生技术来自消费繁荣，消费繁荣来自居民收入增长。如果需求不足、消费低迷，政府和企业大规模投资技术只会带来产能过剩。更何况，没有繁荣的消费市场，靠投资无法投资出先进的技术。

技术内生于消费市场，最终服务于消费福利。对土地、设备、资本的投资是对“物”的投资，只有消费是对人的投资。对“物”的投资效率，最终取决于对人的投资。

其中最大误区是，天天胡吃海喝就能够带来新技术。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投资，也是有回报率的，也有亏损的。每个人会根据边际成本和收益来选择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并不存在“如果所有的钱用于消费”的“如果”。

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也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孕育先进技术。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03

改革、法治与思想

提高居民收入靠人口吗？

很多人担心，中国人口数量下降太快。假如人口数量没有下降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所谓人口红利，翻译过来就是居民的工资收入低，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过去，人口规模庞大，宏观增长上好看，但微观上，人均GDP、人均收入没有跑赢总量。

老龄化和低生育的核心问题是生育成本被抬高和养老金不足，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利于国家转型，这里就不展开讨论。

提高居民收入靠技术吗？

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居民收入。转轨国家在早期开放市场引进欧美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繁荣，进而内生新技术，形成内生增长力。但是，真正从引进技术、强出口成功转向强消费、内生增长的转轨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收入长期跑输经济增长，那么 羸弱的消费无法内生技术。当外部技术转移红利消失，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提高居民收入靠资本吗？

中国早期缺资本，如今资本富余。中国经济现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并存。这不难理解，居民消费不足，投资自然过剩。加上预期转弱，民间投资低迷，银行存款快速增加。

核心问题在于储蓄和信贷被谁支配。如果储蓄和信贷被少部分人支配，这些人的投资倾向强，自然拿去投资；如果被大多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消费倾向强，自然拿去消费。所以，资本总量是不缺的，问题出在分配机制上。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靠人口、技术、资本，而是靠改革、法治和思想。。

改革的本质是权力的下放和资源的赎买。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向下的，权力集中不叫改革，市场化的改革才叫改革。当权力下放后，市场自发自生，资源和商品的交易开始进行。比如，土地使用权下放到民间，企业开始租赁土地建工厂，然后招工生产商品出口。

过去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改革。改革增长的逻辑是，权力下放到民间，由个体去支配资源并进行交易，其效率要比政府或单个机构更高。这已经是改革的共识。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改革。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是手段，是转轨国家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因此，我们应该设立改革的计划，有时间表，什么时候实施利率自由化改革，什么时候实施电信市场化改革。只要改革时间表一出，市场信心立马回来，可谓“一支穿云箭，万马千军来相见”。

改革不仅可以创造增量，还可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市场本身是最有效最公平的分配机制，只是长期被丑化、扭曲。如果市场消失，剩下的只有特权。特权社会是一个极少数人享有特权和财富、绝大多数人被剥夺的不公平社会。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金钱是人类创造的最自由最公平的东西，因为金钱会对穷人开放，可是权力却不会”。

在一个转轨国家中，没能引进技术、强出口转向强消费、内生增长的原因，往往是市场受阻、分配不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有没有按照市场的原则分配到普通家庭。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促进分配公平，提高普通家庭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

近些年，市场讲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巩固改革的成果。改革开放40多年，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庞大密集的交易以及大规模的私人用品，如何保护私人产权、交易权和经营权？这就需要法治。

法治与法制有区别。法制，古已有之，有制度、法律就有法制。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概念，指的是法律治理的程序。法治的内涵是法律至高无上，强调公平和正义，重在约束公权力和保护人权。

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大规模的私人产权、个人财富，以及大量的私人企业及其交易自由。这就需要现代的法治来保驾护航。

如何保驾护航？关键是约束公权力。

转轨国家一个明显特征是法治到半途。刑事和民事问题都有相应的司法程序解决。转轨国家的执法者打击暴力、抢劫、偷窃和诈骗等侵害行为。这给国家转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营商环境。对此，奥尔森有过精彩的论述。

但是，转轨国家在约束公权力方面罕有成果，当公权力对私权利构成侵害时，法治显得力不从心。这又是法治的关键，是保护改革成果的关键。今年，中国立法机构拟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约束公共机构的权力是最好的促进。

最后，追根溯源到思想。

人类社会是观念和思想塑造的世界。现代思想就那么几个词，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但是做到何其难。

福泽谕吉的想法是，先思想开化，然后政治改革，最后才是物器和经济进步。这是最理想的道路。转轨国家一般采用弗里德曼的道路，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开放市场，经济增长，逐步带来观念的进步和思想的开化，后者促进制度改革。

过去40多年，在经济增长较快的珠三角、江浙沪，民间和官员的思想都比较进步，更加尊重产权和自由，更加务实和重商。为什么？市场是人权延伸的产物。一个地方市场兴起，意味着当地民众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和财产权，而后者是现代思想的核心。现在网络上喊打喊杀、上纲上线，并不是思想出了问题。只要确保市场发展，思想问题不用担心。

以上权当无事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