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在2024年的新年演讲上，我说：“转轨国家，一定要在中产、企业家、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大批崛起，以及年轻人特别旺盛的时期，完成关键转型”。

不少社友对这句话颇有感触，这篇文章我展开来讲。

很多人分析老龄化少子化的风险，比如消费下降、创新活力不足、养老负担和债务压力等等，这些观点固然没大问题，但对于一个转轨国家来说，老龄化少子化的最大风险，不是经济挑战，而是无法、难以完成国家转型。

本文不是严谨的推理文章，而是经验式的探索文章，探讨人口变量与国家转型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俄国的人口危机与国家困境

二、韩国的汉江一代与国家跨越

三、越南的人口结构与国家前途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什么是转轨/转型国家？

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属于最早探索国家现代化之路的领先国家，日本、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属于跟随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转轨国家。

国家转轨，主要指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具体来说，从王权政治、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宪法政治，从农业经济、计划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从等级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上转向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

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从苏联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从而开启现代化转型之路，政治上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

但是，之后30多年，俄罗斯经济并未如中国一样借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浪潮快速崛起。相反，期间，俄罗斯爆发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卢布危机，经济越来越依赖石油出口。在近十年的两次战争中，俄罗斯逐渐被欧美国家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与欧洲石油产业链硬脱钩，如今几近从全球化市场和国际政治舞台中脱离。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失败？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解释俄罗斯的经济或国家困境，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改革失败，“资源诅咒”，国内政治腐败，在国际政治上的关键失误，等等。

实际上，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失败，根本上来说是国家转型的失败。俄罗斯的国家转型为何失败？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只要打开国门，外资与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经济自然快速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连续高增长其实有几分幸运。俄罗斯打开国门，经济并未如愿持续增长，甚至与国际市场渐行渐远。这是为何？

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尤其对转轨国家而言。

俄罗斯国家转型失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讲人口的因素。

很少人关注到，俄罗斯在成立之初，其生育率已经跌到非常低的水平，甚至低于当时的日本。俄罗斯生育率从1987年的2.22快速下降，到1993年跌到1.39，低于中国1.69，低于韩国的1.65，低于日本的1.46。从1993年到2007年，俄罗斯的生育率都低于1.5。

俄罗斯生育率低导致少子化，14岁以下人口比重从成立之初的22%下降到2007年的14%左右，到2022年回升至16.9%。从1992年到2012年，俄罗斯的14岁以下人口比重都低于中国、韩国，稍微高于日本。

俄罗斯老龄化的程度要比想象中更重，进入老龄化的时间比很多国家都早。从1993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2%，比韩国、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从1992年到2010年左右，俄罗斯的年龄中位数持续上升，长期高于韩国、中国。

近些年，俄罗斯老龄化程度被韩国赶超、被中国紧逼，主要原因是除了后者老龄化加速外，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增长缓慢。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俄罗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0.06岁，低于世界平均值，其中男性寿命仅为65.51岁，远低于中国、韩国的水平。

老龄化少子化给俄罗斯国家转轨带来哪些问题？

首先是路径依赖。

在俄罗斯之前，苏联实行了五六十年的严格计划经济，对经济系统进行条条块块管理，扼杀了一切经济自由、创新与冒险精神。90年代，俄罗斯打开国门引入市场经济时，接受计划经济严格训练的几代俄罗斯人形成了路径依赖，习惯了吃公家、磨洋工与搭便车，排斥市场与竞争。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施程度远低于苏联，广大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并未严格纳入计划经济的范畴。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并未受到任何计划经济好处的农民渴望突破这种体系。改革开放后，他们大胆涌入城市打工、做手工业、做贸易，东南地区的农民是最早拥抱市场经济的群体。相反，那些受到计划经济严格保护的地区，搭便车与官僚主义盛行，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年轻人纷纷外流。

在国家转轨期间，中国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新一代的70后、80后，每年新增规模超过2000万人，他们更少计划经济的包袱，积极拥抱市场，敢于参与竞争。而俄罗斯新增人口少，没有足够的新生力量突破路径依赖，最终走向资源依赖型经济。

其次是开放不足。

什么推动转轨国家打开国门？美元和技术。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换取美元和技术。靠的是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中国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进入，发展出口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相比俄罗斯更高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换言之，大量的青年人口是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国门开放的核心力量。

俄罗斯缺乏足够的青年人口发展出口制造业，他们靠出口石油赚取外汇。严格上来说，这无可厚非。但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这种开放格局是不稳定的。如果以外贸就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俄罗斯的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中国。这使得中国必须保持对外开放，维护贸易关系的稳定，而俄罗斯容易关上国门或被关上国门。由于战争容易推动油价上涨，这种资源型国家对和平贸易维护力度不强。所以，一旦劳动力人口下降，对外依赖度可能下降，开放程度也容易降低。

最后是改革疲弱。

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同理，国家现代化转型不可能靠一群抱残守缺的人。

俄罗斯在90年代就引入了民主选举，但投票人中老一代人居多，新一代年轻人少，他们多数人对现代化和国际社会的规则理解不足。这些人如何正确选择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前途，而非民主制度。

就大众而言，思想的进步，不靠教育，靠迭代。在国家转轨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是推动观念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老一代人只会骂国民性，新一代人更敢直面问题。老一代人有资产，沉没成本高，最怕不稳定性，新一代人没有包袱更敢表达诉求、推动改革。

当然，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更开放，但没有足够多的下一代，国家转轨难以成功。

韩国是一个转轨成功的典型国家。

作为转轨国家，韩国的历程几乎是完美的：引入外资、出口制造业、经济起飞、政治改革、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平缓降落、跻身发达经济体（收入与技术）、福利社会构建、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国家转轨的每一步，都与人口形势完美契合。

韩国独立于李承晚，兴起于朴正熙。

1961年，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发动政变，推翻了李承晚建立的政权。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大格局下，朴正熙政府吸收了来自美国的援助红利，同时在日美贸易战中左右逢源。

1965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经过七轮谈判最终实现外交正常化。日韩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经济援助。

1969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尽显疲态，尼克松政府在关岛提出了美在东亚的新政策，即关岛主义。尼克松希望缓和东亚局势，与日结成“伙伴关系”，带上韩国，拉拢中国，共同制衡苏联。

1973年1月，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重工业化宣言”，宣称韩国在19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同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工业基础；发展化学工业、造船、机械工业；引进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朴正熙指示，要大力引入外资和技术。

同时，朴正熙的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提出，各领域选定一两个私人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朴正熙政府的金融机构大力支持财阀集团。70年代，现代、三星、LG、SK等大财阀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一度超过韩国信贷总量的70%。1970-1975年，现代、大宇和双龙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5%和34%。

七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家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发起贸易调查，韩国三星、LG、现代以及大宇四大财阀，抓住了这次产业转移和贸易替代的历史性机遇，主动吸收、模仿日美技术，加强对设备及人才的投资，韩国的电子产业却快速崛起，并成为首屈一指的主导产业。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腾飞与财阀深度捆绑。1979年，韩国GDP从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跃居到第49位；人均GDP从1965年的108美元跃升至1783美元。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财阀根深叶茂，富可敌国。

就在韩国经济腾飞的1979年，执掌青瓦台达18年之久的朴正熙被其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

朴正熙突然被刺杀，韩国何去何从？

朴正熙死后，陆军中将全斗焕发动政变夺权，全斗焕、卢泰愚先后执掌韩国。这两位都曾经是朴正熙的警卫，他们掌权后依然按照朴正熙的经济思路往前走。

在警卫执政时代，韩国经济和财阀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715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817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

但是，“汉江奇迹”的底色依然是威权政府支撑的财阀资本主义。早在1972年，朴正熙颁布维新宪法，禁止一切政党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施新闻审查，推行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发布后，高丽大学学生爆发示威游行运动，朴正熙派军队镇压反抗，逮捕学生，不经过法院直接判刑。

“强人”政府倒台后，韩国维新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国家转轨中最重要的一道坎。

朴正熙被刺杀后，韩国民主化运动乘机兴起，一度出现“汉城之春”。金大中、金泳三率领民主人士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引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年5月，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造成4000多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都面临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荣耀，全斗焕决定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汉城奥运会给了韩国民主化运动千载难逢的契机。

1987年6月，因汉城大学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韩国再度掀起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国际奥委会发出取消韩国奥运主办权的警告，以施压全斗焕政府。全斗焕不得不退居幕后，推举卢泰愚出面平息事端。

6月29日，退无可退的卢泰愚面对记者们宣布一系列妥协措施。其中包括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金大中；保障民权；主张言论自由。这就是八点民主化宣言（六二九特别宣言）。

1988年，汉城奥运会如期召开。这一年，韩国宪法修订，规定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汉城奥运会改变了韩国的国运，韩国成功跨越了格林尼治时间。

1992年大选，金泳三当选总统。这次大选具有标志性意义。金泳三是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是民主化运动的胜利。金泳三上台后彻查了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的政治资金问题，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从此，韩国平民势力与财阀势力在总统舞台上赤裸交锋，血腥争斗，一次次上演“青瓦台诅咒”。

同时，金泳三政府推动韩国经济全球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入经合组织（OECD）；废除了“经济计划”，推动财阀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化、全球化。

复盘韩国的国家转轨，每一步的时间节点踩得都非常准。1979年，如果朴正熙没有被刺杀，1988年即便召开汉城奥运会，韩国大概率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如果韩国没有走向民选政府，1998年韩国大概率破产。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经济下跌5.13%，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10%，违约企业数量高达22828家。危险的是，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短期外债高达583.7亿美元，外汇市场岌岌可危。

韩国政府紧急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不过，后者开出的条件是，改革财阀体系，整顿金融系统，开放外商投资。

所幸的是，金泳三下台后，又一平民总统上台。当时金大中总统承诺实施自由化、国际化改革。IMF给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金大中政府修改了金融法案，清理整顿了600家金融机构，关闭了11家自有资本率不到8%的银行；禁止财阀旗下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注入公共资金，帮助金融系统排毒；切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开放金融市场，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

从六七年代到现在，在韩国人口红利时代，发展出口制造业积累财富；在经济与人口巅峰，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在金融危机时期，民选政府拯救了国家；在经济减速时期，民选政府跟财阀斗争，完成了经济结构改革；在老龄化时代，构建了社会福利制度；在低增长时代，跻身了全球发达经济体行列。

其实，国家转型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关键一步就在一两代人身上。韩国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韩国生育率在3%以上，大批青年、知识精英、中产、企业家成长起来，我称他们为“汉江一代”。他们在1988年推动了政治改革，完成了韩国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步。今天，韩国出生率滑入极低水平，老龄化程度高，如果韩国一直没有完成政治改革，未来的韩国也难以实现国家转轨。

转轨国家的关键一步，应该也只能落到“汉江一代”身上。

俄罗斯与越南，你更看好哪个国家？

可能多数人的回答是：越南。

为什么？

人口鼎盛且走向开放的越南，给人感觉更有希望。

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8年之后，即1986年12月，越六大召开，正式提出革新开放的国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

但是，最初十年，越南高层就发展路线斗争激烈，越南的革新开放之路推进缓慢且反复。整个90年代，被越南称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十年”，经济发展受意识形态及政治博弈牵绊。

2001年4月越九大召开，农德孟取代黎可漂当选为中央总书记。这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农德孟放弃了以前的错误政策，采取政治与经济协同改革、同步推进的政策，加大了政治革新，将国家的重心拨回到经济发展上。

农德孟执政这十年，越南的经济战略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越南确定了三大外交目标：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发展大国关系和发展周边关系。

成功而实用的外交政策，是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2006年，越南出台了《投资法》，宣布对国内与外商投资实施统一管理，取消了此前《外国投资法》的诸多限制，进一步开放了市场。这一年，越南成功加入WTO。2007年，越南非国有经济的增速开始超过国有部门，市场活力开始释放，私有企业及外商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21世纪头十年，越南经济增长保持了6%左右的增速。这个增速，在亚洲国家长期位列前三甲，继中国、印度之后。2001年越南人均GDP只有388美元，但2008年已达到1024美元，不到十年便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

2011年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越南上下都将精力聚集于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

2015年，为了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适应TPP等国际贸易及投资规则，越南对投资法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补充修改，出台了新的《投资法》。新的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给予更大的优惠。

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后，越南加大了开放步伐，同时加强了与美国、中国的经贸合作。次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在越南正式生效，越南对外贸易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目前，越南给人的感觉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充满着渴望与希望。

这个国家拥有9300万人左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越南在1980年代初只有5000多万人，其中男性偏少。到了八九十年代，越南迎来婴儿潮，人口大规模增长。

越南拥有5400多万青壮年劳动力，其中大部分为二三十岁的八零后、九零后。2017年的预估数据显示，越南的人口中位数年龄仅有30.5岁，而且生育率依然保持在2%以上。所以，越南的人口结构非常优质，大量的青年人口是越南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加工制造业的重要优势。

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以贸易出口为导向。从进出口品类可以看出，越南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充分发挥其廉价劳动力的天然禀赋优势。出口品主要包括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纺织、鞋类、水产。越南第一大出口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国是中国。

最近20年，越南的经济成果令人瞩目，经济增速都维持在5%-10%，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最稳定的新兴国家之一。2019年，越南政府提出了越南2045年的国家愿景，即在独立100周年之际，越南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

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韩国？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越南具备这样的机遇。中美特殊关系定然会持续多年，甚至十几二十年，这对越南来说是极佳的发展机遇。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博弈必然促进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产业迁移，与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比，越南更具备产业承接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优势。

但是，最关键的是，越南能否在经济高速增长、年轻人最为鼎盛、企业家与知识精英大批崛起的时期，抓住机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跃。

越南，南方经济实力强，北方政治力量强，二者存在一定的制衡与博弈，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无法实现这一个关键跨越，越南难以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财富落到家庭部门，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衰退，还可能伴随着老龄化风险和债务风险，同时外部贸易冲突、国家间冲突也将增加，与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渐行渐远。

在国家转轨的历史上，经济和政治的组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福泽谕吉给出的顺序是：第一是人心的改变，即思想启蒙；第二是制度的改变，即政治改革；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即经济改革。

不过，弗里德曼的顺序是：先有经济自由，后有政治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可以分散政治权力，进而推动政治改革。

福泽谕吉的道路是根本性的道路，也是更艰难风险更高的道路。弗里德曼的道路是门槛更低的道路，当顺道走完后，留下的定然是反复曲折的道路。

很多人都清楚通往彼岸的道路，却难以抵达。这是这个时代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最后，本文不是催生文。